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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博弈,唤起全球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

本帖最后由 谈古论今 于 2012-8-17 17:14 编辑

钓鱼岛博弈,唤起全球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
            来源:澳中文传           作者:宋鲁郑


      摘要:钓鱼岛争端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建立,更令香港和内地同仇敌忾,双方也产生了和衷共济、命运共同体的依赖感。钓鱼岛争端显然并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这种国民教育将会一再发挥其功效。而尽管大陆和台湾有着制度和历史沿革等问题产生的差异,但日本在钓鱼岛做文章,却激发了两岸超越分歧、共同面对。美国同样也通过当年移交琉球群岛主权的机会,在亚洲两个至关重要的国家之间打下了坚实的楔子。钓鱼岛更成为中美谈判时美国的一个重要砝码。但是,日本能从中获得什么呢?这场有关钓鱼岛的博弈最后的赢家只可能是中美,而日本注定走向败局。


  8月15日,日本战败第六十七个纪念日,香港保钓船 “启丰二号”成功突破日本舰艇的层层阻挠,持中国国旗、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旗帜,登上中日争议岛屿钓鱼岛。随后保钓船上14名中国人(其中两名是香港记者)全部被捕。从而把一年来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争端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不少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问题。由于主权的排他性,争端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妥协和让步。面对这种无解的局面,各国一般都尽可能的保持克制,维持现状,以待来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为什么1978年中日双方签定中日友好条约,但在一切协议中,均刻意不为钓鱼台主权划下结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访问日本时,面对日本记者提出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归属问题时,他神态自若地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方法。”


  中国务实的态度,也促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中期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日关于历史和主权的争端瞬间风波迭起,并于2012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先是日本极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访问时突然抛出“购买”钓鱼岛的怪论,随后竟然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8月初,包括执政民主党众议院议员长尾敬在内的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申请8月19日与东京都一些议会议员和二战逃难中在钓鱼岛海域遇难的部分遗属一起登陆钓鱼岛举行遇难慰灵祭,引发了两岸四地的强烈反应。就是这个背景下,出现了香港“启丰二号”登岛宣示主权一幕。


  日本政治精英当然明白主权争端的无解,但何以打破和中国的默契,一定要激化矛盾呢?这自然和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有关。中日建交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微不足道,日本保持全面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信心维持现状,也有信心在未来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日益缩小,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明显加速,时间越来越不在日本一边。至此,日本再无过去所持有的自信心,于是便纷纷采取各种方式——民间、地方政府——强化主权。


  其次,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失去”时代以来,其政治精英日益退化,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首相七年七换,由于现任首相野田佳彦此前已经承诺提前大选,所以日本即将出现“七年八相”的罕见局面。日本政治精英的退化和其权力世袭(通过民主的形式获得合法性)、政治集团的封闭有关。但精英退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政治能力和智慧的丧失。


  2011年大地震混乱和糟糕的救援就是一例。时任首相菅直人竟由于瞎指挥导致第1核反应堆氢气爆炸而被东京地方检察院刑事立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改变策略,错误甚至愚蠢的升级钓鱼岛冲突就不难理解了。另外正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也才给地方政治人物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会出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可以制造“购买”钓鱼岛风波的原因。


  第三,日本误判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认为有机可乘。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更加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内部矛盾也十分的突出。任何一个国家处于这个阶段,自然是不愿意在外交上再生事端。此外,中国的人均GDP虽然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但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潜力依然惊人。为此,美国已把中国做为头号竞争对手,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插手南海争端,支持越南和菲律宾牵制中国。日本此时动手,大有搭顺风车、火中取栗之意。


  当然钓鱼岛海域发现丰富的油气储藏,也是令资源短缺的日本失了方寸的原因之一。不过面对中国的强硬和灵活的应对手法,日本显然是打错了如意算盘。2010年在钓鱼岛区域发生中日渔船相撞事件,日本将人带船扣留。但最终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温总理强硬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中断稀土出口、取消旅行团——当然也包括扣留四名擅自闯入中国军事区的日本人,迫使日本无条件放人放船。


  而这一次,大陆的钓鱼船没有按计划前行,而是由香港——而且也同样是民间——站在第一线,更是高明的手法。香港做为中国的特区,既代表中国,但也有其特殊性。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有独自决定和行动的权力。香港保钓船的行动,日本无法指责是中国指派,也不能把冲突升级的责任推向中国。但冲突发生之后,日本面对的却又不是香港而是中国。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又完全相同。这一次本来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保钓组织相约一起行动,但大陆无需站在第一线就可达到目的、台湾无力得罪日本的情况下,最终只有香港保钓船出发。不过,香港之例也值得台湾借鉴,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时候,如南海争端,台湾同样也可以发挥类似于香港的作用。毕竟由台湾出面,不仅令美国无法插手,而由于大陆的存在,也没有哪个国家敢对台湾动武。


  其次,正如上文所言,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和所有的国家一样,这一时期往往是社会矛盾丛生、冲突频发。更重要的是,中国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否定后,新的价值观仍处于成形期,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尚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再加上中华民族不团结的国民性,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实是要大于其他国家。然而此时日本在钓鱼岛误判,一再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却成为中国凝聚共识外部因素。特别是此时的中国已经有充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应对,并屡屡在中日博弈下占据上风,更是赢得海内外中国人的支持和认同。这和藏独、台独、疆独的效果是同样的。这些分裂势力的存在虽然对国家的统一形成挑战,但也成为中国团结一心的催化剂。这恐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国无外患,必有内忧之意吧。


  最后,钓鱼岛冲突也为中国的统一、特别是心理上的统一提供了推动力。香港回归之后,认同中国人的比率在2008年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之时达到最高,随后便逐渐下降。这其中的原因有双方制度不同、大陆现在所处发展阶段、西方的渗透(美国民主基金会每年用于香港的拨款高达数十万美元)。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的双方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其实一起历史事件的认知不同恐怕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钓鱼岛争端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建立,更令香港和内地同仇敌忾,双方也产生了和衷共济、命运共同体的依赖感。特别是14名来自香港的中国人被日本扣留后,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也使得港人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应该说,这才是最好的国民教育。钓鱼岛争端显然并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这种国民教育将会一再发挥其功效。


  台湾和香港类似,但更为复杂。自李登辉借民主化之机推行台独之后,在国家、民族认同方面,两岸渐行渐远。国民党虽然于2008年重新赢得执政权,但要改变现状也绝非一日之功。更何况双方也同样存在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缺乏共同历史记忆的问题。但日本在钓鱼岛做文章,却激发了两岸超越分歧、共同面对。


  上个月(即7月4日)来自台湾的“世界华人保钓联盟”成员黄锡麟等三人,搭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台“海巡署”派5艘舰艇护航,但在距钓鱼岛0.8海里处,三人升起一面中国大陆的五星红旗对着钓鱼岛挥舞。此举自然在台湾引发了争议。而黄锡麟的解释:“出发太仓促,忘记 带‘中华民国国旗’,只好丢五星红旗。”


  其实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这一番解释,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陆的强大,也只有大陆才敢于对日本叫板、反击日本的挑衅,有能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保钓之争,不仅仅是重新唤醒两岸的中华意识,更是对大陆向心力的一种转移。这一次香港保钓人士被捕,不仅大陆外交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放人,台湾“外交部”以及领导人马英九也都要求“日本马上放人放人”。香港特首梁振英更是直接召见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除重申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更要求日方迅速放人。大陆、香港、台湾步调立场一致对外,共同捍卫国家利益和百姓权益,其效应绝非一个钓鱼岛争端所能涵盖。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领土争端的最终解决还是凭借实力(钓鱼岛僵持局面也是中日双方实力的写照)。钓鱼岛争端是中国崛起的推动力,是海内外华人抛弃分歧凝聚在一起的催化剂,是帮助中国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因素。只要中国完成现代化,国家实现统一,钓鱼岛何愁不会回到祖国怀抱?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钓鱼岛争端美国同样也是赢家。


  二战后,美国实际控制钓鱼岛,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琉球群岛主权移交日本时,不顾两岸的反对,一并将钓鱼台列屿的行政管辖权也交给日本。至此,才产生了钓鱼岛主权问题。美国的做法可谓一举两得:
  一是在中日两强之间打上楔子,使之永远不能联手。更避免亚洲出现一国独大的局面。这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传统。欧洲大陆法国强大时,英国就联合其他国家对付法国,德国强大时,英国就联合法国等欧洲国家对付德国。日本在亚洲强大时,美国就联合中国等亚洲国家对付日本,当中国崛起时,又联合日本和周边其他国家对付中国。


  二是通过钓鱼岛,把日本牢牢的拴在了美国一边。虽然表面上美国表示中立,但中国要解决钓鱼岛问题时,美国因素是绝对绕不过去的。


  三是钓鱼岛争端也被美国用于牵制中国的一个棋子。这不仅仅是在国外制造麻烦,也是在中美利益冲突中,和中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也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只要利益足够大。更何况,钓鱼岛(不是夏威夷)和美国的利益毫不相干,实是空手套白狼。


  中美之所以能够成为钓鱼岛博弈的赢家,一是国力使然。二是政治智慧使然。


  中美两国同属广阔的大陆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庞大,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这可以保证这两个国家经济上持续增长,人才也是辈出。而日本则是典型的岛国文化,封闭性、单一性是其突出特点。虽然也能出现伟大政治人物,但往往后继无人。明治维新一代退出历史后,日本崛起就丧失了外交智慧,屡屡失误(英日同盟终结、退出国联、全面入侵中国、与德国结盟、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丧失了七十多年积累的成果,成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战后重新崛起后,在九十年代又面临人才瓶颈,不仅二十多年都无力摆脱经济困境,外交上也是乏善可陈。


  本来以今天日本之国力,是不应该在钓鱼岛进行挑衅——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还同时在主岛、北方四岛和韩国、俄罗斯冲突,而是应凭借暂时还拥有的优势(经济实力、美国支持),通过让步换取其他利益(油汽资源分享、在其他领土争端获得中国支持)。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筹码尽失,终将一无所获。显然,日本正在大步走向这一结局。


  (本文作者宋鲁郑,为旅法政治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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